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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后者而言，《地方自治法》第2条第13款规定了法律介入自治事务时的着重考虑义务。

就日本事权制度与立法权限而言，自治事务与法定受托事务的分类决定了国家立法权可介入的程度。[31]尽管这两种模式都是对行政事务的划分，并不涉及立法权的划分。

所以国家任务委派给地方首长时，相当于国家机关之间的任务委任。相关举证责任的言论可参照［日］西尾胜：《未完的改革——与霞关官僚斗争的1300日》，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30页。(3)公共年金、能源政策、宇宙开发、基础交通等。这说明国家对法定受托事务的财政支出，明显高于自治事务。3.领域式事权划分的路径 不论是与财权相结合，还是与立法权相结合，都会使得有关央地事权划分的思考滑向领域式划分的逻辑。

[10] 参见叶必丰：论地方事务，《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25页。诸如陈云生：论我国宪法中的立法体制问题，《学习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81年第5期，第37—41页。（五）服务收入、报酬无法计算的，按照当地同行业同种服务的平均收入或者报酬计算。

[31]其次，在立法上，对于特定的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认定。这也就决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不能照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66] 参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9条：在违法所得认定时，对当事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据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已经支出的税费，应予扣除。三、没收违法所得与行政处罚的关系重构 没收违法所得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类型。

那么，在从理论上明确了没收违法所得不属于行政处罚之后，没收违法所得是否还需要适用听证程序呢？事实上，无论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其均属于对相对人不利的负担行政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而言，对当事人影响较大的没收违法所得，同样也应属于听证的适用范围。在这一点上，行政法与刑法并无二致，张明楷教授即指出，就没收违法所得而言，只能采取纯益主义。

而其中用于犯罪的成本,则属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根据其是否属于与违禁品相当的财物做出是否没收的判断。行政处罚 一、问题的提出 没收违法所得，是一个被公众广泛知晓的法律术语。2.刑事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借鉴 没收违法所得并非只存在于行政法制度中。[49] 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55] 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7] 耿宝建：《行政处罚案件司法审查的数据变化与疑难问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48] 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负担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或剥夺、限制其权益的行政行为。

[33] 参见《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是认为制裁的本质属性是惩罚，且这种惩罚是相对于守法者而言的。

在我国的现有法律体系中，行政处罚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制度，而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行为作为其配套、补充制度，如责令改正往往就是作为行政处罚制度的配套和补充制度而存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63]明确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认定原则就是采用全部收入扣除合理支出标准。

[58]但经过分析与甄别，我国当前对于违法所得的认定主要体现为违法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与非法收益两种标准： 1.将违法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认定为违法所得 将违法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均认定为违法所得，在我国较为常见。刑法理论中对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仅仅使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行为之前的状态的，就谈不上是制裁，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法律上所理解的制裁是泛指‘通过剥夺一定的利益或者施加一定的不利益对违反规范行为作出否定评价,进而达到抑制违反行为之目的的一切措施。[55]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听取意见程序是非正式的，而听证是正式的，是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当事人意见。就这两种标准而言，第一种标准的优点在于认定相对容易，缺点则是与设立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初衷相悖。[17]然而，对于什么是行政处罚，事实上依然存在着不少争论。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中，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组合：一是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46]没收违法所得制度适宜作为行政处罚制度的补充，可以在不能适用行政处罚制度的情形下适用。因为根据现行的《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违法行为的人。

根据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对相对人有利，可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65] 参见环境保护部2010年1月19日公布的第8号令，《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违法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

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23] 在我国，关于这一问题虽然争论不断，但使利益状态比违法行为前恶化的才是制裁。

[11]非法财物通常包括：从事违法活动的物品，违法工具、用具、违禁品等。[42]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805页。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以及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从设立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初衷出发，将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所有收入均认定为是违法所得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只应将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收益认定为违法所得。

而第二种标准则恰恰相反，其优点在于更符合设立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初衷，也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缺点则是相对繁琐。但是，没收违法所得制度并非毫无意义，罚款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可取代没收违法所得制度。

[60]与之类似的是农业部办公厅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违法所得问题的函》[61]中的规定：《动物防疫法》八十一、八十二条所规定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动物防疫法》规定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此外，《外商投资法》、《义务教育法》、《预算法》、《社会保险法》等部分条文中也仅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而没有规定罚款。

因此，应在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中规定，在行政相对人有违法行为但又不能作为被处罚对象的情形下，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依法予以没收。因为没收违法所得的主要功能是剥夺违法所得，而在罚款超过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覆盖没收违法所得的功能的。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项务实的（pragmatic）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在多重相关情况中做出综合判断。罚款的功能，亦在于剥夺违法行为人的财产，罚款除具有压制及预防之作用外，尚具有剥夺所得之功能。收入与收益的核心区别在于两者在是否包含成本。在此基础上对《行政处罚法》进行相应的修改，也意味着我国在科学立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10]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15]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1.构建以罚款为主的行政处罚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处罚制度体系下，财产罚是运用最为广泛的处罚形式。

[62] 2.仅将非法收益认定为违法所得 与大多数领域将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均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同，我国部分领域采用的则是非法收益的认定标准，即仅仅将违法行为所获得的非法收益认定为违法所得。如赞成没收违法所得属于行政处罚者所言，虽然违法所得不是合法财产，但在被查处之前实际处于当事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对之予以剥夺必然会对当事人产生惩戒和制裁的效果，也必然会对当事人的精神造成强制和压力，从而使当事人意欲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愿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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